复查是周二。
那周还没过完，她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华西血液科的号挂好了，下周二上午九点，让我把身份证带上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她又说：“你记得带，别到时候又要折回去拿。”
我说：“不会。”
她说：“上次你就折回去了。”
我说：“那是去民政局。”
她在那头笑了两声，说：“挂了，你看你的谱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棚里，看了一会儿空白的歌词纸。晾衣绳还是只有第一句。
周一她坐动车来。北京西到成都东，下午三点二十到。我提前了半小时到出站口，看大屏上的车次，一趟一趟地过。三点一刻，广播报她那一趟到了。人从闸口涌出来，我一眼就看见她，拉着那个旧行李箱，浅色外套，头发扎着。瘦了点，精神还行。
她走过来，说：“接站还提前半小时。”
我说：“怕堵。”
她说：“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住哪儿。”
出了站，地铁转一趟，到玉林路。地铁上人不多，她靠着窗，看了一会儿外面，说：“成都还是这样。”
我说：“哪样。”
她说：“树多，慢。”
我说：“嗯。”
她订的是后街一家小旅馆，门脸不大，柜台后面的阿姨在看手机。房间在三楼，窗户朝巷子，不大，但是干净。她把行李箱靠在墙角，说：“这里离医院近，早上不用起太早。”
我说：“你订的。”
她说：“我订的。你那个棚，离华西太远了。”
晚上在巷口的面馆吃。她要了红油抄手，我要了牛肉面。面馆人多，桌子拼着坐。她吃了半碗，放下筷子，说：“胃口一般，精神还行。”
我说：“那就行。”
她说：“你最近睡得晚。”
我说：“写东西，睡得晚正常。”
她没接话，把碗里剩下的两个抄手吃了。
吃完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巷子里的风带着一点凉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路过那棵老槐树，树底下的牌子还在，白底黑字，写着“把歌唱完再走”。
她停下来，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还在。”
我说：“在。”
她说：“去年这时候，这牌子就在。”
我们站了一会儿，风把牌子的边吹得晃了一下。她拉紧外套，说：“走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”
周二早上七点半，我到旅馆接她。她已经在楼下等着，换了一件浅色的薄外套，头发扎起来了，手里拎着病历本袋子。地铁两站，到华西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半。出地铁口的时候，她停了一下，说：“先不吃。抽血前吃东西，就白抽了。”
我自己在路边买了个包子，三口吃完。她看着我，没说什么。
血液科在三楼。候诊的人多，走廊两边的椅子坐满了，还有人站着。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。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从袋子里翻出病历本。本子旧了，边角卷起来，封面的字磨得有点淡。她翻到里面，我瞥见几张化验单，有上个月的，有三个月前的，还有一张空白的，新的。
她把单子按顺序排好，又合上，放在膝盖上。
八点五十，叫到她的号。我们进去，方医生坐在桌子后面，戴着眼镜。问得细，有没有发烧，身上有没有出血点，精神怎么样，睡得好不好，最近胃口怎么样。她一一答，声音不大，说最近都还好，就是偶尔觉得乏，睡一觉就好。
方医生点点头，说：“先抽血，结果出来再说。”
抽血在二楼。护士让她伸左手，她把手放在垫子上，别过脸去。针扎进去的时候，她肩膀绷了一下，没出声。一管，两管。护士拔针，让她按着棉签。
她说：“习惯了。”
护士说：“这么配合的病人不多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不疼。就是凉。”
抽完血要等结果，护士说大概两个小时。我们下楼，到医院花园里坐着。太阳出来了，晒在身上暖的。花坛里的叶子绿得发亮，有护士推着轮椅从旁边过去。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阿姨，手里攥着化验单，看了又看。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没说话，把手里的单子叠好，放进袋子里。
她问我棚里的事。我说：“母带在棚里放了一个月了，没人动。六首歌的单子列出来了，三首有眉目。周六还是两场驻场，小满嗓子好，场子带得起来。”
她听了，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她说：“驻场那两场，还是周六吗。”
我说：“还是周六。老板说，账本上给你记着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记着好。”
她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麦子熟了那首呢。”
我说：“母带出来了，放一个月再发。老周说，急不得。”
她说：“老周说得对。”
我说：“排期表上六首排好了，第三首的名字，还空着。”
她看着花坛里的叶子，说：“先空着。歌和名字，都会来的。”
停了一下，她又问：“晾衣绳那首呢。”
我说：“第二句还空着。”
她说：“等它长回来。”
我说：“那你不就写了两句了。”
她没接话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，棉签压过的地方有一个小红点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第二句不着急，先把前头的歌弄完。”
我说：“嗯。”
十一点半，结果出来了。自助机打印，两张纸。机器吐纸的时候，她盯着看了几秒，才伸手去拿。她拿着纸往三楼走，步子比早上快，裙摆一荡一荡的。
方医生把新旧单子放在一起比，凑近看了两遍，又抬头看她，说：“稳住了。各项都在范围里，比上次还好看一点。”
她没说话，抓着包带的手松了松。
她说：“谢谢医生。”
方医生把单子推过来，说：“药按时吃，不能停。别感冒，别磕碰，别累着。这个病不怕慢，就怕反复。指标是好了，底子还得养。”
她点头，把单子叠好，放回袋子。
她问：“多久复查一次。”
方医生说：“两三个月来一趟吧。反正你也不远，就当来成都吃碗面。”
她笑了，说：“那成。”
出了医院，太阳正高。她眯着眼看天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看，我说没事。”
我说：“你刚才手心里全是汗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低头看自己的手，说：“你看得倒细。”
我说：“我看见了。”
门口有卖橘子的，小推车，堆得黄澄澄的。她停下来挑了几个，说：“这儿的橘子甜。”付了钱，剥了一个给我，果肉饱满，确实甜。她自己吃了一瓣，说：“回去给你那棚里也放一筐。”
下午五点，成都东站。她检票进去之前，回头站定，说：“就到这儿吧。”
我说：“到北京了给我发个消息。”
她说：“嗯。”
我说：“第二句，慢慢写。不急。”
她说：“还有。伞带了没有。成都这几天要下雨。”
我说：“带了。你寄的那张纸条，我看一次记一次。”
她没再说什么，看了我一眼，转身进了闸机。背影混进人群里，浅色的外套在人群里晃了几下，看不见了。
晚上八点四十，消息来了。两个字，到了。
我拨过去，她接起来，声音有点哑，像是路上睡着了又被吵醒。
我说：“指标稳，医生说的你都听见了。”
她说：“嗯。”
我说：“药别忘了。”
她说：“忘不了。你也是。”
停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下次复查，我去北京接你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，她说：“好。到时候你那个第二句，差不多也该出来了。”
我说：“那说定了。”
她说：“说定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棚门口，夜风有点凉。回屋，插上旧iPod，戴上耳机，歌一首一首放过去。放完一圈，又回到晾衣绳。还是只有第一句，第二句空着。
空着就空着。日子还长。